有一種聲音 在我心底
春天來時 反覆吟唱
美濃煙田 日頭紅
北埔廟前 月亮光
有一種聲音 在我心底
春天來時 反覆吟唱
交工除草 番鴨菜脯
母親一聲 轉來諾
我很久沒有讀劇了，記得一九八三年，在通化街地下室的方圓劇場，陳玲玲、容淑華、王友輝老師曾帶領我們讀劇﹔從卜易生、史特林堡到契可夫﹔我們從傀儡家庭、誰怕吳爾芙、櫻桃園到慾望街車，在西式語言中尋找真實人生的熱與淚。
在倫敦學表演初期，英國人非常重視舞台語言，但唯一最被認可的是和女王一樣口音的倫敦腔或劍橋腔，莎劇演員若有露出一絲絲別的口音，就會被歸列為外國人─異種。就算是本地英國演員也都要上正音課程，必修的﹔逐漸地，個別差異被突顯，在愛丁堡藝術節中，蘇格蘭腔演莎劇由挑釁變成堅持，頓時原本自卑的曼徹思特腔、利物浦腔不再是障礙而是特色。我在學校時，原本被校長抓去，個別給我語言課的，想像著窈窕淑女那部電影，語言學家企圖把鄉下賣花女藉由口音的改變晉階到上流社會，就知道語言的主流化多重要。在倫敦當演員，我雖然沒有因我的口音而自卑，然而很多外國人，如愛爾蘭、美國、澳洲或紐西蘭演員，對我說起他們的口音在倫敦舞台上可是很吃虧的。後來西貢小姐救了我一把，當時需要大量的亞裔演員，或有亞裔口音的演員，就有許多染黑了頭髮的朋友，眼睛畫得細細長長，嘴唇塗得紅紅小小，用錄音機錄下我的台灣英語，反覆背誦然後奔赴甄試場。
一九九七年在紐約，我和大陸導演張元、寧靜夫婦在洛克斐勒中心觀賞屏風表演班的「三人行，行不行」，他們特別讚賞演員語言的掌握能力﹔也羨慕我會說英語，我就說我才羨慕他們北京人把北京話講得如此道地。「什麼話！」張元急切地說，「這不就像英國人會說英語，法國人會說法語一樣的自然嘛！」，我坦白的告訴他，我的語言是被閹割的，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可以讓我完完全全貼心貼肉地表達我自己最真切的情感。我一足四歲就被送去幼稚園，原本在家裡爸媽對我說日語﹔幼稚園老師口試全部用閩南語或國語，我用日語回答，老師的問話愈來愈急切，我只能用日語回答「請給我衛生紙，我哭了」。好不容易可以聽閩南語，上一年級ㄅㄆㄇㄈ又是另一次震撼，得用另一種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考。當時，如果有人說「你看起來像外省人」就是大大讚美你的話了！現在我用國語思考、國語寫字、國語溝通，然而，卻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表達我的情感。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做「鹽巴與味素」，演員們用道地的閩南語上舞台，我覺得很爽，用他們最熟悉的語言表達他們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多麼棒的事，這就是貼心貼肉的語言啊！
一九九九年，我們排練客家舞台劇，當時我已聽了六年的客家新聞對照國語新聞，我會聽，可是完全不會說﹔團員們一進來排練場，我要求他們用客語交談，他們卻不怎麼願意，「我不在外人面前說客語」，「他們不是外人，他們都是客家人」，「我祖父規定在家一定說客語，不可以背祖，但一踏出門不准說客語，免得被別人瞧不起。」，後來他們果真彼此說客語了，但四縣腔、海陸腔、美濃腔、東勢腔、饒平腔卻各有成見。原來自給自足的客家庄中，即便腳程只有一個小時到鄰庄，只因客家口音不同，也會彼此排斥的，就算遠嫁口音不同的家庭，也得趕快學習新口音，否則上街會被笑的。異類，是由語言來決定，主流，更是由口音來決定。
我這輩子很少聽祖母說客家話，就算客家親友用客家話和祖母交談她也不用客家話回答，最奇特的是當我同學來訪，我祖母可會用國語打招呼的。祖母一百零三歲住在加護病房，痊癒後卻不願意回家，她的鄰床有人對她說客語，淚水從她的眼角流下來，她說就像春天的蟲鳴鳥叫，她的家人帶著春天的聲音來接她回去了。二００一年初冬，我這客家家族最後一位能說客家話卻從未對我說客家話的祖母踏上她最後的歸途。我那被閹割的母語終成一輩子的憾事。然而我知道，就如我祖母也明白的﹔有一種聲音，在我心肚，春天來時，反覆吟唱。
「春天來的時候」歡喜扮戲團演出，彭雅玲導演
春天來時 反覆吟唱
美濃煙田 日頭紅
北埔廟前 月亮光
有一種聲音 在我心底
春天來時 反覆吟唱
交工除草 番鴨菜脯
母親一聲 轉來諾
我很久沒有讀劇了，記得一九八三年，在通化街地下室的方圓劇場，陳玲玲、容淑華、王友輝老師曾帶領我們讀劇﹔從卜易生、史特林堡到契可夫﹔我們從傀儡家庭、誰怕吳爾芙、櫻桃園到慾望街車，在西式語言中尋找真實人生的熱與淚。
在倫敦學表演初期，英國人非常重視舞台語言，但唯一最被認可的是和女王一樣口音的倫敦腔或劍橋腔，莎劇演員若有露出一絲絲別的口音，就會被歸列為外國人─異種。就算是本地英國演員也都要上正音課程，必修的﹔逐漸地，個別差異被突顯，在愛丁堡藝術節中，蘇格蘭腔演莎劇由挑釁變成堅持，頓時原本自卑的曼徹思特腔、利物浦腔不再是障礙而是特色。我在學校時，原本被校長抓去，個別給我語言課的，想像著窈窕淑女那部電影，語言學家企圖把鄉下賣花女藉由口音的改變晉階到上流社會，就知道語言的主流化多重要。在倫敦當演員，我雖然沒有因我的口音而自卑，然而很多外國人，如愛爾蘭、美國、澳洲或紐西蘭演員，對我說起他們的口音在倫敦舞台上可是很吃虧的。後來西貢小姐救了我一把，當時需要大量的亞裔演員，或有亞裔口音的演員，就有許多染黑了頭髮的朋友，眼睛畫得細細長長，嘴唇塗得紅紅小小，用錄音機錄下我的台灣英語，反覆背誦然後奔赴甄試場。
一九九七年在紐約，我和大陸導演張元、寧靜夫婦在洛克斐勒中心觀賞屏風表演班的「三人行，行不行」，他們特別讚賞演員語言的掌握能力﹔也羨慕我會說英語，我就說我才羨慕他們北京人把北京話講得如此道地。「什麼話！」張元急切地說，「這不就像英國人會說英語，法國人會說法語一樣的自然嘛！」，我坦白的告訴他，我的語言是被閹割的，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可以讓我完完全全貼心貼肉地表達我自己最真切的情感。我一足四歲就被送去幼稚園，原本在家裡爸媽對我說日語﹔幼稚園老師口試全部用閩南語或國語，我用日語回答，老師的問話愈來愈急切，我只能用日語回答「請給我衛生紙，我哭了」。好不容易可以聽閩南語，上一年級ㄅㄆㄇㄈ又是另一次震撼，得用另一種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考。當時，如果有人說「你看起來像外省人」就是大大讚美你的話了！現在我用國語思考、國語寫字、國語溝通，然而，卻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表達我的情感。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做「鹽巴與味素」，演員們用道地的閩南語上舞台，我覺得很爽，用他們最熟悉的語言表達他們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多麼棒的事，這就是貼心貼肉的語言啊！
一九九九年，我們排練客家舞台劇，當時我已聽了六年的客家新聞對照國語新聞，我會聽，可是完全不會說﹔團員們一進來排練場，我要求他們用客語交談，他們卻不怎麼願意，「我不在外人面前說客語」，「他們不是外人，他們都是客家人」，「我祖父規定在家一定說客語，不可以背祖，但一踏出門不准說客語，免得被別人瞧不起。」，後來他們果真彼此說客語了，但四縣腔、海陸腔、美濃腔、東勢腔、饒平腔卻各有成見。原來自給自足的客家庄中，即便腳程只有一個小時到鄰庄，只因客家口音不同，也會彼此排斥的，就算遠嫁口音不同的家庭，也得趕快學習新口音，否則上街會被笑的。異類，是由語言來決定，主流，更是由口音來決定。
我這輩子很少聽祖母說客家話，就算客家親友用客家話和祖母交談她也不用客家話回答，最奇特的是當我同學來訪，我祖母可會用國語打招呼的。祖母一百零三歲住在加護病房，痊癒後卻不願意回家，她的鄰床有人對她說客語，淚水從她的眼角流下來，她說就像春天的蟲鳴鳥叫，她的家人帶著春天的聲音來接她回去了。二００一年初冬，我這客家家族最後一位能說客家話卻從未對我說客家話的祖母踏上她最後的歸途。我那被閹割的母語終成一輩子的憾事。然而我知道，就如我祖母也明白的﹔有一種聲音，在我心肚，春天來時，反覆吟唱。
「春天來的時候」歡喜扮戲團演出，彭雅玲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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