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丁劇場資深演員-蘿貝塔.卡芮 專訪


採訪:彭雅玲
翻譯:丁凡


一、作為歐丁劇場的演員,最開心的是什麼?

身為演員,最開心的就是我可以經由表演不斷超越自己。八歲的時候,我的音樂老師跟我說我唱歌老是走調,叫我在合唱的時候只動嘴唇,不要發出聲音。自從那一天開始,我就不再唱歌了。十幾歲時,我很關心政治,去參加抗議遊行的時候,我覺得走不走調並不重要。我和別人一起大聲唱歌,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群體的一部份。這個經驗改變了我。我加入歐丁劇場時剛好二十歲。我們每天都接受肢體和聲音訓練。尤金諾.芭芭要求我在海邊對著海唱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獨唱——清楚大聲。我覺得自己飛了起來。後來開始練習合唱的時候,我必須很仔細的聽別人的聲音,讓我自己的聲音融入大家的聲音。就好像細細的河流匯集到一起變成一條大河,我們的聲音匯集成一股洪流。對我而言,演戲就像跳舞。我的夥伴可能是台詞,可能是音樂,也可能是其他演員的動作,演單人劇的時候則可能是OS錄音。我在舞台上的動作是導演從我的提議中挑選組合而成的。但是每次上台,如何做出這些動作,全靠我自己。在歐丁劇場的演出中,動作和台詞都被導演規定好了,但是說也奇怪,這反而給了我極大的自由,因為我只需要專注在台詞和動作的能量流動上。我在歐丁劇場街頭表演的角色叫作吉若尼摩(Geronimo)。我特別喜歡演這個角色。我只要一穿上這套戲服,就變得很頑皮、很開放。吉若尼摩擅長和觀眾直接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角色,有著赤子之心。吉若尼摩於1976年誕生在丹麥,是街頭和舞台表演的一部份。他的聲音是用鴉鳴器發出來的,走遍世界各地,人們都能夠了解

二、在你的專業生涯裡,最困難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最困難的無疑就是1974年到1976年, 一開始的時候。我從爸媽家直接搬到了歐丁劇場。尤金諾用意大利語指導我,但是劇場裡只用丹麥語和挪威語。這兩種語言我都不會說。別人說了笑話,大家笑成一堆的時候,我完全聽不懂,不知道該怎麼辦。在歐丁劇場,演員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份。頭兩年,我每天都得跑步、作很困難的肢體訓練,還要跳高跳遠,我的身體根本作不到。我整天都是全身酸痛。這些訓練成為每天的挑戰,我必需測試自己的意志極限,以及自己想要成為團體一份子的決心。我離開了我出生的家鄉、家人、朋友、同志和男朋友。一切都得重新來過,我得再次學習如何說話、行動、唱歌。我必須在一群陌生人中建立新的身份,我跟這些人完全沒有交集,除了我們共同的夢想——和尤金諾.芭芭一起工作。我花了好多年解構我的「米蘭身份」。然後,就像浴火鳳凰般的,我從灰燼中重生了。從1976年底開始,訓練變成我心目中最具創造力的一部份。我稱之爲「演員的私人花園」。在這裡,我可以探索並培育我有興趣,導演卻不一定有興趣的種種想法。正是經由訓練,我創造了我的兩齣獨角戲。

三、在你演過的角色中,哪一個角色最具挑戰性?為什麼?

很多角色都很有挑戰性,年輕的印地安人、吉若尼摩、波莉.皮區(Polly Peachum)、厭倦戰爭的依薇特.波特爾(Yvette Pottier)、茱蒂絲(Judith)、尋找死去孩子的母親、卡珊卓(Cassandra)、尋找逝去愛人的女人、男爵、吉爾楚(Gertrud)。我為這些角色創造服裝和肢體語言特質。最後,他們都變得很熟悉,因為他們都是我的一部份。在歐丁劇場,我們不期待角色必需是哪個樣子。我的卡珊卓和所有其他人詮釋的卡珊卓完全不同,她說的話也和別的卡珊卓說的話不同。許多角色只存在於我們的演出裡。這個自由同時也是負擔,因為我們必需從頭開始創造,並且要作很多冒險的選擇。新角色的誕生需要經過很複雜的過程,永遠都是一個大挑戰。

四、當你演出「鹽」的時候,對這個角色是否有情緒上的投射?何種情緒投射?

「鹽」的誕生來自一個感覺:懷舊的感覺。這個感覺來自1996年我和珍.佛斯列夫(Jan Ferslev)所作的工作坊示範——關於戲劇和舞蹈的關係。接下來五年,我們在訓練中探索有關的繪畫、音樂和文本。歐丁劇場巡迴演出其他戲劇時,我們收集樂器(珍學著用這些樂器演奏)和物品(我用來創造戲劇橋段)。2001年,安東尼奧.塔布奇(Antonio Tabucchi)將他的書《越來越晚》(It is getting later and later)寄給尤金諾。尤金諾決定用書中最後一封信作為珍和我正在創作的懷舊文本。故事是說一個女人在愛琴海的島嶼和島嶼之間旅行,尋找她失去的愛人。音樂、台詞和動作都充滿了思念和懷舊的情緒。因此,我一定不能陷在自憐中,否則就演過頭了。我的工作主要是要感動觀眾。因此,精準度變得異常重要:這個演出就是演員和樂師之間的雙人舞。我們彼此配合的時間點創造了演出的流動感,正是這種流動感讓觀眾在椅子裡跳起舞來。

五、同時身為家庭主婦及母親,你如何平衡你的個人生活和事業?

十六歲的時候,我決定要一個「完整」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我要一個專業生活和個人生活可以結合爲一的人生。加入歐丁劇場不多久之後,我就在團體裡找到一位夥伴,從此之後,我總是和另一位演員一起生活。和另一個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但是長久下來,在我們的伴侶關係上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把工作上的衝突帶回家的危機太大了。但是,能夠分享所有的美妙時刻實在是很棒。我們的生活型式包括很多的旅行和很長的工作時數。生養小孩似乎不太切實際。1980年,我非常渴望生小孩。我的身體渴望成為母親。我必須作這件事。1981年,我跟大家說我懷孕了,尤金諾微笑著恭喜我,但是我看得出來他感到不安。他花了那麼多年才讓我成為歐丁劇場的演員,他擔心我會為了當媽媽成為家庭主婦。他害怕我對私人生活的忠誠會犧牲掉我的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一直工作到懷孕六個月陣痛開始那一天。陣痛讓我不得不躺在醫院病床上接受觀察,無法下床,直到1981年八月艾莉斯誕生。下一個月,我們同時開始排演兩齣戲:《布萊西特的灰燼》(Brecht’s Ashes)和《百萬》(The Million)。我在《百萬》中還需要加進一個新的舞蹈。
我先生和我住在離劇場兩公里的地方。我們沒有車。我們每天早上四點半醒來:餵艾莉斯、換尿布、幫她穿好衣服。我們必需盥洗、吃早飯,然後推著娃娃車去劇場,我把搖籃放在歐丁劇場的秘書旁邊。然後我們迅速換上排練服裝,進入劇場。排練七點準時開始。到了晚上,我們非常疲倦,艾莉斯哭鬧得很兇,我們得不到多少睡眠。我們每週工作六天,星期六只工作半天。還有巡迴演出。怎麼辦?我沒有前人經驗作參考。我只能打帶跑的邊走邊看。人生就是這樣的即興。有時候我覺得我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了,對不起艾莉斯。良心不安對職業婦女來說,大概不陌生。現在已經是2010年了,我又遇到另一個難題。我的丈夫,也是歐丁創始人之一,托蓋爾.維索(Torgeir Wethal)得了癌症。他正在接受化療,無法和我們一起作春季巡迴演出。我們用整個二月重新調整演出內容,以便在沒有他的狀況下演出。這對我是很困難的,我必須用我全部的專業態度防止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的工作總是能夠幫助我度過難關。和一個心愛的人共度一生是很幸運的事情。看到我的女兒強壯獨立更是無上的喜悅。

六,你在計劃退休了嗎?你希望在舞台上再待多久?

有時候,我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朋友,多待在家裡,照顧我的花園、讀書、畫畫、寫作。有時候,我覺得我要一直工作到死,因為我們的工作等於是一種非常令人滿足的生活模式。和有創意的人互動總是讓我的生命更加豐富。我們的工作充滿挑戰,節奏非常緊湊,因此有時候我會希望慢下來一點。然而,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拒絕工作。

七,在你演過的戲中,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齣?為什麼?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每一齣戲都很寶貴。


◎本文刊載於《PAR表演藝術》207期(2010.3),頁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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