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間是我和蘭陵合作最密切的年代。當時我家在長春路、新生北路橋下,蘭陵之前在中山北路後來又搬去南海路,離我家都不遠。但,最後那幾年是在長安東路、新生北路橋下,我去工作都是沿著新生北路走下去,一路唱歌一路想著當天要排練的遊戲。

當時,我們幾乎以劇團為家,大家整天賴在那裡。上課或排練完,大家一人拿出一包泡麵合煮著吃。我或其他學員會提供家中前晚的剩菜,一起攪在泡麵鍋裡,稀哩呼嚕地,大家都吃得很香。

排練結束的夜晚,我們一定會去附近巷子吃鹹粥。有錢的話,又會炸個豆腐什麼的,一天的勞累在互相笑鬧中鬆懈了。

當時的經理是劉源鴻,他老兄講話總是劈哩啪啦的,但是大家有事情總是要他出面擺平,這對當年我們這群只會作夢又賀爾蒙旺盛的小傢伙,他真像黑幫的二哥。

在蘭陵最好笑的事件是婉容在黑白戲中的演出。不是她的演出好笑,是她這個人。記者會精彩片段呈現,她第一個上場,「啪!」,褲子整個掉下來,她一心想叫自己「專業」、「專業」,但苦撐五秒或十秒,她自己也就笑場逃走了。第二天首演,我們全部的女生蒐集家中最大號的胸罩帶去蘭陵,她在廁所一件一件地試,終於找到一件可以。首演一開,她開場,一上台,「啪!」,胸罩掉下地來了。天啊!她又捉住胸罩逃下台了。然而,她是蘭陵最會念書的學員,共有三個碩士、一個博士學位,現正在台南大學教書。

印象最深的是我爸媽來長安東路地下室看戲。他們下班後來看戲,告訴門口的人:「我們是導演的爸媽。」,收票的人來問我,我回說:「請他們買票。」。等他們坐進來,我媽,一定就是我媽啦!大叫:「喂,好黑好黑喲!我好怕呀!怎麼不開大一點的燈?」。厚!我都不敢去相認。我媽又一直大聲對鄰座的觀眾說:「我女兒就是導演啦!謝謝你們來呀!」。天啊!我更不想跟他們相認。燈亮了,開場了,出來幾個畫了臉譜的演員,我媽又大叫了:「好怪喲!我好怕呀!」。等演出完畢,有一個觀眾大叫很大聲:「我都看不懂他們在搞什麼!」,那個人,當然,又是我的媽!

繼蘭陵成立不久後,台灣第二個劇團是方圓劇場。當時要登記立案前,台北市教育局的人是要來檢查的。我們幾個人借蘭陵場地演給一個官方代表的先生看,好讓他「批准」。排完戲,這個先生一直不走,又說這是上班之外額外出來工作的云云。我們很笨聽不懂,經理劉源鴻就叫我們要給紅包,我們全體都不肯,躲在裡面的小房間不出來,那位辦事的先生也賴著不走。熬了快到半夜,我們才非常心不甘情不願地付了那個「紅包」。這是當時我們清純的頭腦裡完全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的一件事。

現在大家都知道劇場人多穿黑色衣服,但在那個大家普遍沒錢、有什麼穿什麼的年代,黑衣服可不普遍呢!有一次,我們現場演出有樂師伴奏,我叫樂師穿黑衣、黑褲,哇!這有點為難。大家把家裡的黑色衣物拿來湊和,不夠的,最後樂師們從摩托車裡取出雨衣、雨褲,硬是湊出了一團黑衣人來。

哇!蘭陵三十年了!我現在比當年在劇場裡驚聲尖叫的我的媽年紀更大了。卓明,好像三十年前就和現在一樣老;金士傑那對桃花眼魔力也未曾稍減。而至於吳靜吉博士,則是千年老妖,姿色不減,風韻依然奪目。而我們這群在蘭陵吶喊、廝殺、賀爾蒙旺盛的熱血青年,現在卻躬著身子,安安靜靜地工作,畢竟劇場早已是我們全生命的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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