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我離開了工作近十年的台灣小劇場到英國倫敦學習表演,加入劇團巡迴演出,其中甚至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中表演,一九九一年秋,我厭倦了用外國人的故事演外國人的角色,於是便回台灣。

那年冬天我在木柵山上幫優劇場帶學員,優劇場資深團員王榮裕常嘲笑我是「外國人」,讓我心虛於多年來所追隨的劇場美學與表演形式,榮裕帶我去看了許多本土的「演出」如陣頭、車鼓、中元普渡及歌仔戲等,不知為何,我從來不曾真正進入狀況,雖然欣賞他們的演出,但總像離他們很遙遠,於是王榮裕、吳文翠便帶我到雲林土庫天羅伯家小住一陣。

來到天羅伯家,他咬著檳榔,叼著煙,蹲坐在藤椅上與家人玩紙牌。他與我們聊天後,我才發現他根本不會說「國語」。此後二年多,我每回去拜訪他,都需偕「翻譯」同行,直到去年榮裕帶我去找「黑貓雲」,貓姨完全拒絕我說「國語」,我才不得不「苦學」,近半年來已能用台語直接溝通。

黃昏時候天羅伯帶著月琴走在田間,邊談邊唱,將四季與農忙一點一滴的唱出來。晚上,吃過晚飯,天羅伯拿起一細長藤條編起竹籃子來了,我以為這是一項家庭手工副業,然而他說這是「跳採茶」的道具,原來跳採茶時觀眾會將錢塞到竹籃子內,他們再將繫在籃子上的綵帶甩開來,天羅伯自製一個大小、長度、重量順手的道具。稍後他帶領文翠、榮裕彈唱,我只能坐在一旁聆聽。

那晚,我這個「外國人」待坐在那兒久久無法入眠。至今我仍非常感謝這位來自土地走過生活的天羅伯,因為他對我這個「異類」的包容使我體驗到唯有在生活中才能找到劇場真實與感動人的素材。從那個時候起我便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歡喜扮戲團」以一群六十歲以上的「素人演員」為主角,排了一齣戲--「台灣告白--歲月流轉50年」,要在舞台上呈現日據時代,二次大戰前後的台灣本土生活經驗。本文作者是該戲導演,她說,她在排練過程中,已看戲看過很多遍了,但每一次還是不斷流淚,因為,深深感動她的,不只是戲,更是扮戲的人。

「歡喜扮戲團」即將推出紀念終戰五十年的舞台劇「薹灣告白--歲月流轉50年,這齣劇以六十歲以上的長者為主要演員,演出日據時代,二次大戰前後的臺灣生活經驗。
這齣戲除了十月八、九、十日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在臺北幼獅藝文中心演出外,十月中將前往英國倫敦與其他十個歐洲的老人劇團聯演。
為了克服語言障礙,我們在影像上特別邀請張照堂先生、劉振祥先生搜集老照片,經處理、電腦合成等,製成幻燈片,打在舞台上,藉由老照片來述說故事。我要深深感謝這些老照片的最大提供者--「中國時報寶島版」,「老照片說故事」專欄,不但提供我照片的資源,更啟發我製作靈感。
這齣戲可說是「老照片說故事」的舞台版。
「臺灣告白」的演員中,有六位可愛的「台灣老前輩」,跟他們一起工作,我不斷地從他們那裡得到深刻的感動,和種種全新的學習。我很希望能與大家分享他們精采的人生故事。

天羅伯/他以出陣頭的方式賺取生活費,今天雲林一帶有十多個團是他親手訓練出來的。
民國十九年,吳天羅出生於雲林縣土庫鎮崙內里,十歲喪父後便以長子的身份與母親挑起家中的生計。十六歲至二十一歲這段時間以演歌仔戲為主,而後因電影的興起改以「落地掃」(跑江湖賣藥)為生,接著電視的出現,賣藥的生意不如往常,他便守在一些外頭擺著電視的商店門口,等到電視節目結束後,他便以個人自彈自唱的表演接收這些看完電視節目的群眾。
三十五歲之後,因為電視開始普及,「走唱」的方式已無法維持生活,他便以「旭陽民俗藝術團」為名,在雲林一帶教授車鼓,並以出陣頭的方式賺取生活費。至今在雲林一帶便有十多個團是他親手訓練出來的,這幾年他更跑遍全省將這項本土的技藝傳授給年輕的一代。

黑貓雲/「我這個人很查甫人性!」她雖以三花角色聞名,但她最喜歡的卻是老生戲。
黑貓雲是歌仔戲界天后級的大姊,三年多前我在萬華看她演出,曾為她三花的角色絕倒,也為她老生的唱腔動容。二年前,貓姨隨她工作二、三十年的「民安歌仔戲團」赴宜蘭演出,不小心摔傷了右胯部,至今仍靠助行器活動。她常問:「妳這個女孩子,為什麼要把我這個殘廢的人從『寒窯』中挖出來? 」我告訴她「當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便夢想能和她工作。」她笑著說:「還好我現在跛腳了,否則妳根本找不到我。」
黑貓雲本名許緣,十九年次的她出身歌仔戲世家,小學五年級便加入當年的「大臺北歌仔戲團」,起初只是旗軍仔(跑龍套),因母教甚嚴,自我督促也極強,因此早年無論小旦、苦旦、花旦或小生、老生等多有學習。許女士工作配合度高,常撿別人不願做的角色,如三八阿花類的所謂三花角色,也因此練就一身詼諧逗趣的本領。
當她二十三歲在「新光興歌仔戲團」時,當年的歌仔戲仍是「內台戲」(即在戲院內演出,有別於現在的「外台戲」),一演便是數週甚或數月,有一回演出「蘭花夢」,她飾演三花的角色名叫曹素雲,當戲中這位三花被呵道:「來者何人?」,許女士答:「奴家便是黑貓雲」,頓時全場大笑,往後在這齣「蘭花夢」的「連續劇」中,她便被戲稱為「黑貓雲」,這個藝名一叫便被叫了四十年,也叫進了歌仔戲的歷史。演出時,她常即興編曲,迂迴轉折,若沒有兩下子的琴師很不容易跟上她。近三十年來,她雖以三花角色聞名,但她最喜歡的卻是老生戲,其中又以「公堂戲」,扮演包公、彭公、施公.....等角色,她唱來最覺得過癮,她最欣賞他們的正義感。「我這個人很查甫人性!」她說。或許唱戲數十年,她早已和她劇中的英雄人物合而為一了。

李炳輝/他是少數沒被卡拉OK打倒的那卡西樂師,「吃苦當作吃補」是他的名言。
李炳輝被我們從淡水茶室找出來,四個月大便失明的他,是少數尚未被卡拉OK打倒的「那卡西樂師」,他的歌聲傳遍了反對黨的選戰場,透過他特別能感受到弱勢族群生命擺盪的悲哀。
畢業於台中慧明中學的李炳輝,曾進入新莊盲人重建院兩年,並取得按摩師執照,按理說他已決定和大部分獨立生活的盲胞一樣以按摩為生,然而民國五十八年一位友人送他一把手風琴卻改變了他的一生。此後他與第一位盲友「金門王」聯合在淡水一帶茶室唱那卡西為生。後來認識攝影家潘小俠才走出淡水。自此以後他在劇團、酒館、咖啡廣告等多所出現。
當我第一次上「春梅茶室」找炳輝仔的時候,他在桌上堆滿了歌本要我「點唱」,我告訴他,我不要他唱,至少當時不要,此後的幾次拜訪,都只是「純」拜訪,吃飯、聊天什麼的,因為與一位全然的陌生人我沒有辦法「拿」他的音樂,我必須等待,等待他那來自底層的聲音自然的觸及我們內在的心弦。我更不願意「點唱」因為只要人對上了,唱什麼也都對了。
「吃苦當作吃補」是盲人樂師李炳輝的名言。

蔡進興/當他女婿為他報名參加戲團時,我很好奇,曾打電話與他長聊數回。
來自彰化花壇的蔡進興,七十五歲,是我們最年長的演員;他本是西裝裁縫師,也教洋裁,身分上登記的是「務農」。蔡先生平日生活瀟洒、好玩(他自稱的),又能細細膩膩的品味生活,相較於他同年的老人,他似乎享受更多表達情感的自由。他也曾在各大小歌唱比賽中獲得優勝。
當他女婿為他報名參加「歡喜扮戲團」時,我很好奇,因為一般翁婿的關係只保持在「互相尊重」上,能如此熱力推薦自己的丈人可見非同小可,因此我曾打電話與蔡先生長聊數回,並邀請他來我家,連著兩、三個禮拜「說故事」給我聽。他往往能用一段歌本上找不到的老歌為他所講述的故事,作完美的註腳。
比方說當他提到戰時婦女送丈夫到月台,離別的場面,他便唱道:「我君啊!作你去打拼,家內放心免探聽。」他也將極具侵略性的軍歌,化為柔情,唱到一位日本軍官的戰馬摔傷,必須忍痛將牠處死前,把牠的一撮鬃毛以刺刀割下,收在胸前的口袋。蔡先生展現了台灣男人少見的溫柔之美。

李秀、吳文城/一個是當家花旦,一個是瀟灑黑狗兄,能生動表達細緻的情感。
李秀與吳文城來自台南,是「魅登峰劇團」的創始團員,一個是當家花旦、一個是瀟灑的黑狗兄;去年演出「鹽巴與味素」後成為好搭檔。
據他女兒說,自從他加入劇團後改變許多。五、六年前吳太太離開後,他曾一個人悶在家裡久久都不能與人溝通,「鹽巴與味素」演出期間,他女兒們隨侍在側,好像在照顧一個小男孩般。
「男人才是真正的弱者,尤其在感情上」,吳文城說,也因為如此他最能表達細緻的情感。當他與李秀演出「遲到」,倒敘他們倆塵封四十載的情愫時,雖極為淡然,卻使觀眾不勝唏噓。
此次演出,他們提供了許多素材,如吳文城十三、四歲時,台灣物資缺乏,他曾經「野米」(走私)--從鄉下帶些蕃薯、豬肉等給住城裡的家人,也因此曾吃過日本警察的苦頭,此番他將親自扮演捉「野米」的警察。
李秀好收古物,心思細巧,記性又好,劇中她教小朋友的漢文,便是從小在家偷學、背誦得來的。李秀是一部生活的活字典,「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李秀在劇場裡為我們上上下下的打點。是我們的一大寶。如小孩的服裝、佩件、一些「仿古」的器具,都是李秀一手調配出來。
她的演技更是受到多方讚賞。當初她是由也是在劇場工作的女兒報名來的,現在她常受到各類節目邀約,比女兒更「紅」呢!
除了這六位,「台灣告白」中尚有七位平均五歲的小朋友來扮演阿公阿媽的童年。
這些老的、小的加在一起,場面至為溫馨,雖已工作多時,但每次當我看完排練時,還是不斷的流淚。
他們問道:「老師,你看了那麼多遍,又那麼熟悉故事,為什麼還會哭呢? 」
感動我的,不只是這些故事,是這些人!
我說不出那種質感,因為在現代的社會中已消失很久--那種「人」的感覺,平撫了我心中長久以來的那塊缺口。


(作者:彭雅玲,歡喜扮戲團導演。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84/10/05,寶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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